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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失去见证物的历史会变得虚无缥缈楼盘网

发布时间:2019-10-18 16:57:42 阅读: 来源:洁面仪厂家

冯骥才:失去见证物的历史会变得虚无缥缈

采访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不那么容易,尤其在“两会”期间,他总是成为众多媒体“瞄准”的对象。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他是一名热情的践行者,同时又是一位冷静的观察者,常常能更早地发现问题,了解动向。我想,这正是众多媒体“瞄准”他的原因。近日,在北京铁道大厦,本报记者也对冯骥才进行了专访。

快速 “扫描”古村落

记者:每年关于文化遗产您都会关注几个问题,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我想了解,去年您关注哪些问题?到哪些地方考察了?又看到了什么情况?

冯骥才:去年我主要关注古村落。去年中央提出要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当时有一种预感,如果按照我们习惯的思维和方式,很容易又“一哄而起”。另外,关于“新农村”当时大家没有进行认真探讨,没有对自己农村的历史、地域特征进行鉴定,这样又可能出现“大起大落”,容易把城市的现代化当作一个“样板”来效仿,又会在农村大量建房,然后把古民居、历史街区推倒,这是很可能出现的现象。所以去年“两会”我递交了一份《关于规划新农村建设要注意文化保护》的提案,我在里面提出两条意见,一是新农村不是洋农村;另外新农村不是新村。去年“两会”之后,我紧接着又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中央一级的一些建设部门开始给农村设计各式各样的房型,什么南方型,北方型,这是让大家很忧虑的。这样做很容易千篇一律。另外,有些地方又急着要规划新村。当然,中央很快就提出要用一种协调的发展观来指导新农村建设,这次“两会”上也提出建设新农村不是建设新村庄,但是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去年“两会”之后,我们在浙江西塘召开了一个关于中国古村落保护和开发的研讨会,会议上,我们把中国古村落中保护得比较好的分成几种类型:一种是把古村落分区管理,即在历史街区之外再建一个新区,比如像丽江的束河镇;第二种基本上保持了原生态,注重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比如西塘,他们想把自己的村庄建成“千年的活着的古镇”;第三种是景点式的,将大部分居民从古村落迁出去,留下小部分居民。比如乌镇;第四种是景观式的。比如江西婺源,他们认为自己的徽派建筑很漂亮,就请建筑师按照这种风格先设计好几种房型,如果村民想盖新房就从中挑选一种,这就从景观上保持了原样;最后一种是民居博物馆式的。是将同时代、同风格的古民居迁到一起,集中保护,比如像晋中的一些大院。会议之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对我们的古村落开展快速普查?我们首先要对全国古村落的情况摸底,每个省起码应该知道你范围内的古村落还有多少。但如果按照传统的做法,没有几年是普查不完的,等普查完了,很多古村落就没有了,进度太慢。所以我准备对中国古村落组织一次“快速扫描”。等我们“扫描”完后把资料交给学术界去分析,然后再把结果交给政府。 记者:您说的“扫描”古村落是怎么一种扫描法?是选几个试点吗?

冯骥才:不是。是整个把古村落跑下来,快速地跑下来,尽快把中国古村落的概况调查清楚。当然,也不是说很粗糙,还是要很认真的,具体方法我就不讲了。这件事需要很多经费,我已经和一些大企业谈得有些眉目了,主要靠企业赞助支持。另外,今年5月,我将在南京举办个人画展,准备把我最近两年画的画全部卖掉,筹钱来做这件事。没办法,我一介书生只能如此。我一直想找一个地方来启动这项调查,去年年底我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就是在河北邯郸和河南安阳之间的一个区域,这片地方古村落比较多,因为位于两省的交界处。中国古村落保护得好的地方,大部分在省与省的边界,因为行政的力量难以到达,交通也不方便,那里的文化就保留下来了。我基本上已经把这个地方选定了,而且和当地政府也谈好了。

记者:“扫描”古村落的计划今年能启动吗?

冯骥才:必须得今年启动,今年不启动的话我们就会失掉很多东西。我正在筹钱,如果有了钱,人力很好办,比如说各个地方有大学、研究所,有民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系统、还有各种文化部门。我想用承包的方式来实施这个项目,但是承包人必须按照我们制订的方案去执行。成果出来后,我们就可以迅速建立一个中国古村落档案,即便这个档案不是特别详尽,但基本上是一个清晰的,确凿的档案,这也给我们的古村落保护提供了一个依据和文献。

建博物馆应对“文化空巢”

记者:这次“两会”上,关于文化遗产,您有什么提案吗?

冯骥才:我有一个关于历史文化街区和古村落要防止“文化空巢”的提案。我觉得“文化空巢”的问题好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我们以为古村落只要不把房子推倒就是保护好了,但是我发现很多形态保存还好的古村落,到了里面,进到家家户户,实际上传统的文化遗存都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年来我们不重视历史文化遗产,很多有价值的旧物被老百姓当作废物抛掉了;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古董贩子的“淘宝”。我们国家对于民俗文物到现在仍然没有法律保护,对古董贩子也没有任何限制,包括法规上的限制和商业上的约束。但古董贩子的破坏力极大。可悲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人在没有认识到这些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以前,却先认识到了它的商业价值,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古董市场像一股风一样吹遍了全国各地,古董贩子四处去“淘宝”,老百姓自动地把旧物拿出来卖,能卖的东西全卖了,一开始是家具、陶瓷、细软、摆件、文房四宝这一类,实在没有卖的就卖房契、老照片、家谱……结果到现在,表面上看,古建筑还在那里,进去一看,历史已经没有了。就像一本书,只有书皮和书名,没有内页和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记者:对于在国内古董市场流通的民俗物品和流向国外的民俗物品是不是应该区别对待?

冯骥才:我觉得不能区别对待。因为这些东西只要离开了当地,流通到市场上去,它对特定地域见证的价值就没有了。比如一张老照片,它是某个地方的照片,就是对那个地方历史的见证。旧物所承载的历史的,地域的,文化的,经济的信息,一旦进入市场,突然就消失了,只剩下商业价值和旧物的形态,可以说是大大地贬值了。更重要的是,当这些旧物从古村落、历史街区被拿走之后,这些地方形成了“文化空巢”, 我们所保护的仅仅是空房子。比如天津的宫前大街有700年历史了,拆迁的时候我们准备从老百姓手里买一些能够见证这条街历史的文物,结果我们在那里盯了一个多月,一件东西都没见着,整条街是空的。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的历史只剩下躯壳,没有实实在在的内涵,失去了见证物的历史会变得虚无缥缈。我们现在就是要寻求对策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一些古村落里还有一些文物,我们动作得快。我认为凡是定位为古村落的,不应该允许古董贩子随便进去收购旧物,应该有这样的法律,当地政府也可以颁布这样的法律。现在有一些古村落就是不允许古董贩子随便进去收购旧物,比如浙东的很多古村落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建小型博物馆。我觉得这是保护古村落历史文化内涵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博物馆不一定全是国家出钱,可以是公办民助,也可以是民办公助,另外还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景点,从旅游收入中获取经费。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这样做了。比如天津现在就建起了一个老城博物馆,当时老百姓都要从老城迁走了,我建议建一个博物馆,市里的领导同意了,就拨了一个四合院的老房子交给区里,后来没钱征集藏品,我先花了几万块钱从老城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旧物,然后组织了一个捐赠活动,我第一个捐的,我提出来,希望老城的老百姓离开这片土地的时候把属于这片土地的东西留下来,天津的老百姓对我很好,一听说我提议的,就捐出很多东西。以后我们再到老城去,尽管已经面目全非,等参观了博物馆后,就知道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曾经是怎样生活的。我想,这样的博物馆不必是千篇一律的,只要有特色、有价值就行。我认为我们必须得快,要和古董贩子抢夺最后一批东西。

“十年规划”需要调整

记者:我想了解一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实施4年了,现在进行到了什么阶段?

冯骥才:这项工作现在可以说是一半有成果,一半令人焦灼。一些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或者因方法得力,或者因专家队伍得力,经费又有保障,已经可以收获成果了。比如中国木版年画,今年我们基本上可以完成一半以上,木版年画做得非常棒,出的第一本书就在美国获了大奖。我们对木版年画的历史和艺术特点、张贴和印刷的习俗、工具材料及制作方法,还有木版年画的传承人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总结。这个工作做完后,我敢说基本上把木版年画的产地,比如说杨柳青年画的历史全捋清楚了,而且是第一手资料。像这样的项目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多半。比如民间剪纸、泥彩塑、唐卡、民间故事等都全面铺开来做了。还有两个项目现在开展得很顺利,一个是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我们最近已经把贵州省的全部普查完了。另一个项目是对中国杰出民间文化传承人进行认定,第一批160余人已经获得了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的命名。

一半令人焦灼是指还有一些项目实施起来比较困难。比如民俗志,我们编撰的是县卷本,要求每个县编撰一卷民俗志,30万字,如果每个县都能出一本,那么我们基本上能把中国的民俗都弄清楚了。现在我们已经编完了几本,正在全面铺开,但我觉得这件事做起来非常困难,我为此而感到焦灼。中国有2000多个县,有些地方没有能写民俗志的人,因为写书的人要对县里的民俗有全面的了解,水平得很高才能胜任,但能做这件事的人比较少;另一方面经费也是个问题,因为这个项目国家没有拨一分钱经费,我们是和地方配合,由地方出钱,如果地方上不资助经费,这件事也开展不起来。

记者:那么你们原来规划的用10年时间全面普查、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目标能实现吗?

冯骥才:甭说10年,我觉得这项工作应该永远做下去,保护遗产是永久性的。作为第一期的目标我觉得10年肯定是不够的,实际上我们又做了很多计划外的事,因为在普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新问题。另外我们计划做的一些事,有的已经由政府来做了。比如设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原来我们也提出过,现在由文化部做了,这很好。我很赞成文化部提出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相互协调,形成合力”的说法,我认为这种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现在已经形成了。政府实施的保护工程和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实施的抢救工程现在配合得比较好。

人文知识分子应该参与城市建设

记者:关于天津市在海河沿岸实施大规模拆迁的事情,我听到过一些不同的意见,您作为一位天津人,同时作为一位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名人,对这件事有何看法?

冯骥才:我觉得天津在对海河沿岸拆迁的时候,对原有的历史板块还是构成了破坏。天津的海河两岸让我们想起了塞纳河,天津曾经在最早的时候想把海河建成塞纳河,有这种提法,我就说塞纳河两岸的文化历史是很悠久的。天津的海河两岸是非常有特点的,既有租界区,也有本土特色的街区,两边的建筑,两边的历史板块非常明显,但是天津在海河改造的过程中把很多重要的建筑,重要的板块给破坏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一定要请人文知识分子参与城市建设”,应该多听听人文知识分子的意见,不能仅是让规划局的一些人按照自己想像的那样随便再造。

(2007年2月16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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