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农民工的发展权埋单-【新闻】疏蓼

谁该为农民工的发展权“埋单”？

■本报记者徐谷明

编者按：

3月2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强调指出：“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各地要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要，大力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引导性培训，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要研究制定鼓励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获取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政策。”

近年来，“民工荒”的出现实质上不再是简单的农民工的生存问题，而是与农民工发展权的诉求有很大的关系。当进城务工不再是什么新鲜事的时候，谁该为农民工发展权的“国民待遇”埋单？是农民，社会还是政府？

四月初，当北京迎来了春天的时候，也迎来了春节后大批来北京的农民工找工作的高峰。“因为北方天气比较冷，工地开工一般都很晚，来早了没用。”在北京市西城区一个劳务市场，来自成都的农民工老张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在劳务市场内，这些外地农民工很多都是来北京没有几天，他们好多人还都随身带着棉被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很多农民工就住在劳务市场附近的地下室或低矮的平房里。

市场内，很多招聘单位对农民工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一家北京装修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都是找一些有经验的，技术好的农民工，因为市场竞争的原因，房主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没有相关技能或证书的农民工基本不怎么考虑。”

“在中国，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政府理应为农民工的发展权埋单。要彻底解决农民工问题，就应该从根本上给予农民工平等的‘国民待遇’，消除那些由于历史、制度乃至社会有形或无形的歧视。”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主任李涛认为，必须从源头上提高农民工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

艰难融入城市的农民工

记者在劳务市场遇到了一个来招工的“农民工经理”，这个来自山东临沂的小老板现在经营着一家小型礼品公司。当知道记者的身份后，他主动地递上了一张印有北京市某商贸中心“高山经理”字样的名片。

高山的公司在昌平区天通苑住宅小区，虽说是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室内摆列着各式礼品和五部用于联系业务的电话。

“我来北京快十个年头了，当初没有什么技术，一直干一些苦力活，后来自己一边打工一边花钱学东西，前几年的工资换来了一台电脑和几张证书，现在好多了。”高山对于以前睡地下室和啃冷馒头的生活仍念念不忘，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的时候，由于没有什么技术，做小工每天只有20块钱的工资。除去开销每个月仅有近450块钱节余，但是高山看到一块来的伙伴月底能拿到1050块钱的工资时，有些愤愤不平，“他只是来之前在技校学了焊工，拿了一个证书”。

因为是老乡的关系，高山很快就在伙伴的指点下学会了一些电焊的基本技能，原本以为自己也可以拿1050块钱的工资了，但是领导告诉他必须拿到证书才有资格上岗。后来，高山放弃了拿证书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他不可能回头去读技校。

“当时，没有谁告诉我除了上技校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能够拿到证书，现在想来，是自己接触的东西太少了，好多事情都不知道。”高山说。

两年后，也就是1999年，高山决定不在工地干活了。因为他觉得自己除了会干一些体力活外，没有学到什么技术，因此工资也就一直没有涨。“每次回家过年，同村的几个伙伴都因为花钱学电脑找到了一些像文员之类的比较轻松的工作，这对只知道干体力活的我刺激很大。凭什么他们每天只工作八个小时就能拿1100多块钱的工资？”高山告诉记者之他所以没有学电脑是因为学费太贵了——学完起码要花3500块钱。

高山在北京的一家城市快递公司找到了工作。虽然，每天都是不停地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但是对他而言，快递业给他******的收获是接触了更多的人和事，增加了不少阅历。

高山指着大厅里的一台老式电脑对记者说，正是因为接触的事情多了，他知道了北京有很多技能培训的机会，后来花了1500块钱学电脑并拿到了技能证书。

2001年，高山再次选择了离开，因为他听说卖保险很挣钱而且很体面，于是他就做了一名保险代理人。在卖保险的日子里，高山除了参加了一次为期一星期的岗前培训，自己还花了1000块钱考了几个证书，诸如推销员和计算机操作员等。

随着高山学的东西和拿到的证书越来越多，他的见识也逐渐增多，因此，对自己的要求也不再仅限于为别人打工。“后来，总想找一个稳定的事业来做，最终我选择了礼品。”2002年高山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现在这家礼品公司，如今他们还在老家开了两家分店。

“现在的这些，我是花了很大成本才拥有的，光学******技术和拿证书我就花了两万多。”高山对记者说，“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这些年来没有人告诉你该学什么，怎么学，通过什么途径，一切都得靠自己慢慢摸索。”

农民工技能培训是谁的责任？

4月7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科教影片《农民进城务工指南》新闻发布会暨首映式上，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认为：“提高农民素质和就业技能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培训农民、转移农民是全社会的责任，需要各界都来关注和支持。”

对于农民工发展权即国民待遇问题，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从权利的实现来看，发展权是主体参与发展、促进发展和享受发展的动态运行过程。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作为个人发展权主要诉求对象是国家。

“现在政府对于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无论是政策、法律还是财政上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尤其是在提升农民工职业技能方面，诸如2004年开始实施的国家级项目——‘阳光工程’以及各省自己实施的农民工技能培训工程。”农业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所谓“阳光工程”是指为了贯彻中央精神，落实《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和建设部等六部委，从2004年3月起共同组织实施的一个项目，主要在粮食主产区、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前的职业技能培训示范工程。按照“政府推动、学校主办、部门监管、农民受益”的原则组织实施。2004和2005两年共培训农村劳动力530万人，转移就业460万人，转移就业率达到85％以上，带动各地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1000多万人。

为了能够如实了解“阳光工程”，记者实地采访了河北省阳光工程项目实施单位——香河县海天电脑培训学校和香河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我们学校培训的项目是计算机，只要是农村户口的学员就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每人175元补贴。”香河县海天电脑培训学校校长蔡庆侨介绍说，按照上级规划，学校2004、2005年分别完成了150名和300名学员培训任务，2006年计划培训700名。

当记者问及“阳光工程”在实施中存在哪些问题时，农业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说，首先，培训规模、时间和资金远远不足。据国家劳动保障部资料显示，就培训规模而言，每年1．2亿的农民工中接受培训的规模较小，前两年加起来也才530万，不足4．5％；在资金方面，中央财政用于补贴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经费仅有2．5亿元，地方配套的资金也仅为6亿多元，这对于解决1亿流动就业农民工的就业服务和培训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以海天电脑培训学校为例，基本的文秘培训需要600元，按规定财政补贴175元，学员出425元，减免175元不足以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培训周期较短，转化成效有限，因为“阳光工程”都为15—90天短期培训。“一般而言，农民工能够熟练掌握一项技能至少需要四个月。”

其次，培训项目与生产和服务实际脱节，不能满足就业需要。李涛认为，因为“阳光工程”实行的是输出地培训，但是农民工就业的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输入地，因此必然会有很多培训项目和就业情况不一致，劳动力转化率低的情况。比如香河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培训项目是电焊、车工和农艺，但是据该校一名姓王的老师介绍，2004年的400名培训农民工仍有很多改行或没有找到工作。

最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和职业培训体系在农村基础薄弱。主要面对城市对象的服务和培训模式不适应大批农民工流动就业要求。

李涛认为：“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职业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机会不平等，因为民工没有被纳入城市就业培训的范围，由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主要针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根本无法享受，这造成了培训机会实质上的不平等。”

农民工培训应发挥企业的作用

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课题组于2004年8月份，在北京、广东、青岛三地展开了“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状况调查”，共发放了600份调查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输出前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的有326人，占63．2％；接受过培训的有130人，占25．2％，其中参加“技术学校”的培训占14．9％，参加“政府部门提供的培训”占3．3％，接受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其他机构的培训占12．8％。

该调查主要负责人李涛认为：“农民工比城市人干的多，待遇却只有他们的1／3，企业对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几乎没有，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因此，必须督促企业切实履行对在职农民工培训的法律义务，制定严格的监督制度。”

依据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在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到了57．6％；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到了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可以说，农民工正在迅速地从农民中分离出来，迅速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

而对企业来说，农民工的流动性，使得培训农民工必须很谨慎，因为培训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的投入，具有“溢出效应”，而为培训埋单的企业不一定能够获得主要收益，“可能刚刚做完培训，劳动力马上就转移或者返乡”，于是，“市场运作的培训规模相对比较小”。

“工厂宁愿高价招聘熟练工和老员工，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大量培训经费。至于农民工培训计划很少听说，多是一些政府强制要求持有职业资格证方可上岗的证书培训，这也是很少的，诸如车床工。”浙江省义乌通达服饰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周林说。

“企业对农民工培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李涛介绍说，对许多不规范、不负责的企业来说，在农民工没有通过组织的力量对其形成压力，在政府难以进行干预的情况下，逃避政府的监管也符合其利益，逃避缴纳社保费用、拖欠工资，尚且屡禁不止，更不用说推卸培训职工的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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