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拉大根在初次分配不均

从“房产加名税”到“月饼税”，近来关于税收的话题不断挑动公众神经。一些人好像已经形成了对税收的“条件反射”，一提到收税，第一反应就是反对。

公众为什么会形成对税收的抵触情绪？如何排解这种情绪？带着这些疑问，记者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樊勇。

樊勇认为，公众这种对税收的抵触情绪不利于推动我国“十二五”期间的财税体制改革，尤其是税制改革。想要排解这种情绪，政府和公众都应该从财政收和支的角度看问题。政府要注重增加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支出，让公众感觉到政府不仅收了钱，也为老百姓办了事。

公众为何会出现对税收的抵触情绪

记者：在您看来，现在公众对税收的抵触情绪，是因为税负过重吗？

樊勇：税负的轻重，是一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它需要与纳税人享受到的福利相比较。比如，甲交了两元的税，乙交了3元的税，不能简单地说，乙的税负比甲重。如果甲交了两元的税，享受了1元的福利；乙交了3元的税，却享受到了3元的福利。比较而言，其实是甲的税负重于乙。

从这个角度来看，公众之所以会出现对税收的抵触情绪，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缴了税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福利。当公众觉得政府收了钱没办事，或者没办好，他们就会将情绪发泄到税收上。

记者：根据学界的研究，中国老百姓现在的税负到底重不重？

樊勇：税负轻重与否，需要与福利水平相比较才能得出结论。由于我们现在很难拿到我国以及国外福利水平的数据，所以现在还没有关于我国公众税负轻重的精确研究结论。

一般情况下，学界会用政府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政府所有收入（包括土地出让金、各种收费等财政外收入——编者注）占GDP的比重这三个概念，从不同层面来反映税负水平。

根据2010年财政数据，我国政府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接近18%；政府公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左右；政府所有收入占GDP的比重，目前没有公开的确切数据，考虑到政府筹集的社会保障收入和各级政府庞大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这个比重应该不会太低，有学者估计超过30%，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甚至接近某些发达国家水平。上述数据与当前一些突出的民生问题相对照，反映出我国目前的税负的确不轻。

记者：具体来说，公众的税负重在哪里？

樊勇：虽然前段时间公众的注意力一直放在个人所得税上，实际上，现在公众承担的流转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编者注）要远远重于所得税。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中，各项流转税加在一起占到近55.0%，所得税加在一起仅占24.2%。

但由于流转税属于间接税，是一种隐性税负，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消费时已承担了这些税负，所以并未像所得税一样引起关注。从理论上讲，流转税具有累退效应，即消费越多，承担的税收负担越重。由征税引起的商品涨价幅度，往往遵循着生活必需品最大、日用品次之、奢侈品最小的规律。也就是说，高额流转税对普通人的影响相对而言要大于高收入群体。

当下很多收入差距根源在于社会财富的一次分配不均

记者：今年6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决定从9月1日起，将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此次减税措施使6000万工薪阶层不用再缴纳个人所得税。您怎么评价这次个税修改？

樊勇：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积极的减税措施。但我们也要看到，此次修改只是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的一个小手术，个人所得税的征税项目有十类，此次修改只涉及其中的一类——工资薪金所得。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念，就是将个税简单理解为对个人工资薪金的征税，将个税改革理解为对工资薪金免征额的调整，这种认识是非常片面的。对于当前的个税体系来说，十类征收项目都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对工资薪金个税免征额的调整只是总体改革的第一步。

记者：这一次的个税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

樊勇：通过将免征额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来缩小当前的居民收入差距，显然是杯水车薪。

我们不能将缩小收入差距完全寄希望于税收制度改革上。要知道，当下很多收入差距，根源在于社会财富的一次分配不均。税收只是一个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手段，想要用它来解决分配中产生的所有问题，显然不现实。想要真正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还是要对社会财富分配进行综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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